南非记者、作词人赫伯特·克雷茨默因病于伦敦去世，享年95岁。克雷茨默是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的英语作词人，他重新编排这部法语音乐剧的歌词，帮助作品成为全世界最脍炙人口的音乐剧之一。他一生与文字为伍，曾说自己“先是新闻人，才是作词人”。因为对时事与社会的观察，克雷茨默的文字作品隽永深刻。《悲惨世界》的制作人卡梅隆·麦金托什在悼文中说，克雷茨默为《悲惨世界》留下的非凡词句“将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”。
从巴黎搬到伦敦的第一天，赫伯特·克雷茨默身上的钱被小偷偷走了。为了糊口，他同时为伦敦数家报纸写作。这个热爱音乐的异乡人也涉足歌词创作。1985年，克雷茨默受邀为法语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撰写英语歌词。一年后，他的创作一炮而红，随后被认定为官方版本。在伦敦西区与纽约百老汇的剧院里，在巴黎街头的中，在迈阿密的集会现场，《悲惨世界》中的歌曲一次次出现。克雷茨默的语言魔法让《悲惨世界》成为当今最卖座的音乐剧之一。10月，他因病于伦敦去世，享年95岁。克雷茨默一生与文字为伍，曾说自己“先是新闻人，才是作词人”。《悲惨世界》的制作人卡梅隆· 麦金托什在悼文中说，克雷茨默为《悲惨世界》留下的非凡文字“将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”。
在涉足歌词创作之前，克雷茨默曾为伦敦多家报纸撰写歌剧、影视评论。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，自己“一生都是新闻人，有时才是词作家”。他生性幽默，爱打羽毛球也爱看莎士比亚。他的同事回忆，他“总是生机勃勃又风趣”。克雷茨默出生在南非，他的父母是立陶宛人，为逃离沙俄的屠杀来到南非，经营杂货店，生意越做越大。克雷茨默还有三个兄弟姐妹，他的大哥埃利奥后来成为约翰内斯堡的市长。克雷茨默童年时，南非依然处于种族隔离时期。他回忆：“我在成长过程中就亲眼目睹了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。在1930与1940年代的南非，你无法逃避残酷、歧视的现实。黑人被视为廉价劳动力与二等公民。我很快意识到，即便我只是一个穿短裤的男孩，我也能享受更多特权。”
“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。但我当时没有动力、决心或勇气加入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。”克雷茨默说。美国的文学与音乐成了克雷茨默逃避的渠道。他听着美国作曲家乔治·格什温等人的作品长大。从未受过一天音乐训练但自学了钢琴与手风琴。克雷茨默在南非媒体的采访中回忆，他的父母在家说意第绪语，学校教的是南非语，他却对英语有最浓厚的兴趣。他人生中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好莱坞音乐剧《淘金女郎》。
“因为学习英语，我学会简洁地用词。在新闻与歌词写作中，直接与简洁至关重要。”克雷茨默回忆自己从小就想当记者，因为那样就能更靠近自己的音乐偶像。在南非时，克雷茨默就为当地报纸写过影评，在学校时为社团音乐剧撰写歌词。为了追求梦想，毕业后他卖掉自己的手风琴来到欧洲，在巴黎的小酒馆里靠弹琴为生，想当小说家却没有成功。
1954年，克雷茨默来到伦敦。他为伦敦当地刊物撰写采访与评论，后来在《每日快报》做了16年的戏剧评论家，又在《每日邮报》做了24年的电视评论家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克雷茨默采访过美国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·史坦贝克，杜鲁门·卡波特，歌手朱迪·加兰，爵士音乐家路易斯·阿姆斯特朗与弗兰克· 辛纳屈等文化名人。1979与1987年，他的报道还曾摘得两项英国新闻奖，获评为“年度电视评论家”。《每日邮报》评价，克雷茨默的时代是一个记者可以拿起电话打给电影明星，无需经过层层公关人员把控的年代。克雷茨默采访的文化名人也成为他日后发展的基石。
“我不觉得自身是个评论家。”克雷茨默曾说，作为记者他追求真实。“我觉得自身只是观众，为其他观众撰写观影建议。就像消费者指南。我最关键的作用是指出一部戏是否值得观看。特别是在票价如此昂贵的今天，我的态度未曾变过。《悲惨世界》上映时，我从未指望评论界的同行会对我手下留情。有时为撰写评论，我与别人的友谊可能会受到考验。我曾失去过一些朋友，但他们总会明白我的用意。”
比新闻事业更辉煌的是克雷茨默的歌词创作生涯。他曾对《每日电讯报》说，写新闻稿件与写歌词类似，都需要遵守严格的根本原则。“就像被关在牢笼里。这正是吸引我的地方：那被束缚的、笼子里的自由。”1964年，他为歌剧《我们的克里克顿》创作歌词。他曾为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的节目配乐写词，也曾为法国歌手夏尔· 阿兹纳乌尔创作。比起新闻生涯，写词更像是克雷茨默的兴趣与发泄。他回忆自己当时“愿意为任何付费的人创作”。克雷茨默将新闻人的敏锐触角与艺术结合。1963年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遇刺数小时之后，他就根据这起悲剧创作了歌曲《他的夏日时光》（In the Summer of His Years）。
也许正是这种对现实的敏锐帮助克雷茨默在艺术创作上走得更远。1984年，舞台剧制作人麦金托什找到克雷茨默，邀请他为法语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撰写英语歌词。《悲惨世界》根据雨果小说改编，描写19世纪法国人民起义的故事。克雷茨默的任务是将这个夹杂着政治、历史、战斗、死亡与爱的两小时音乐剧“英化”。但他拒绝直接翻译法语歌词，因为那些法语词句“像诗歌一样微妙，充满典故与俗语”。
“你不能翻译一首歌，但你能重塑一个故事。”克雷茨默说。“‘翻译’这件事使我发抖。语言可以在一种文化中产生共鸣，但到另一种文化中可能就失去力量。所以我读了原著小说，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讲述这一个故事。”他与麦金托什将两小时的音乐剧拓展为三小时。为了更好地完成创作，克雷茨默向他当时工作的报社申请停薪留职。他把自己锁在家中五个月，思考怎么样遣词造句。
“写歌词与写新闻是很好的搭配。两者都是在一定约束下操纵语言。你不能改变旋律。”在著名的《你听到人民的歌声了吗》一曲中，克雷茨默重新编排歌词。他在《每日邮报》上撰文回忆创作过程：“原版法语歌词中有一种警告‘人民的意志’的意思。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一种政治上的信号。所以我重写了歌词。将自由与民主的理念与歌曲本身联系在一起— 你听到人民的歌声了吗？”
“我希望我的歌曲能展示鼓舞人心的力量，这种力量可以影响数百万人，让人放下武器。我相信这首代表团结一致的歌曲不仅在1830年的法国有用，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用。请大家记住，我的歌词写在1990年纳尔逊·曼德拉出狱前、1991年冷战结束之前。”
克雷茨默称，自己从未想过这首歌会红遍全球。“人们问我为什么这首歌如此受欢迎。我的回答是，因为我试图在歌词中揭露有史以来社会最关键的真相：不公平。这种不公平让男人与女人变成奴隶，引起社会愤怒，让人屈辱、摧毁人的精神。但歌曲的结尾是‘明天终会到来’。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希望永远都不可能消失……就像我在成长过程中目睹的那些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一样。”成名后，克雷茨默常为黑人民权运动组织和南非法律援助组织捐款。
1985年，《悲惨世界》首次在伦敦西区上映。它之后变成全球上公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。麦金托什与克雷茨默回忆，两人都没想到音乐剧会获得如此成功。《》的剧评人写道，正是音乐与故事的力量“拨动了第一批观众的神经”。1987年，《悲惨世界》在纽约百老汇舞台亮相，之后连续演出了16年。2012年，好莱坞拍摄《悲惨世界》的电影版本，克雷茨默参与了编剧工作。电影的全球票房最终超过4.4亿美元。他创作的歌词被认定为官方版本，被翻译成22种语言在全球上映。到2020年，全球有超过8000万人观看过克雷茨默的作品。在61岁这一年，克雷茨默终于获得了他初到伦敦时所希望的那种成功。他在伦敦买了房子，在《悲惨世界》的纽约首映典礼上认识了后来的太太。他将《悲惨世界》的成功称为“一夜之间出现的奇迹”。
《悲惨世界》之后，克雷茨默还为英国与法国的电视节目与歌手创作。法国政府曾授予他艺术及文学勋章。2011年，克雷茨默获得英国大英帝国官佐勋章。音乐剧的法语作词人Alain Boublil 与Claude-Michael Schonberg在克雷茨默逝世后写道：“因为有克雷茨默，《悲惨世界》在英语世界中发出了它的声音。”“他接纳了原始版本，再将它变成能与全世界沟通的作品。他充满朝气、勤奋，有非凡的道德力量。他是最好的作词人。”